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3174億美元，較5月末上升0.98%；在6個月連續增長的同時，外匯儲備還持續19個月穩定在3.2萬億美元以上，儲備余額也重新回到近10年的最高水平。在全球經濟波動加劇的背景下，我國外匯儲備穩中有升，既彰顯了國家經濟增長的韌性，更夯實了我國面對國內國際復雜經濟形勢展開有效調控的基本底氣。

外儲規模長期維持在3萬億美元之上，體量上的韌性反映出了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健性，尤其是貿易出口與對外投資的強大柔韌功能。只有貿易與投資具備了持續創匯能力，才可創造出國家外匯儲備的充足家底。按照商務部的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我國出口總額達到1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約7.2%，同時前5個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16億美元，同比增長2.3%，在特朗普關稅政策給國際貿易制造出巨大風險的前提下，我國對外貿易與投資還能逆勢飄紅，既說明我國產品與服務的國際競爭優勢，更扎實了我國外匯儲備穩定增長的核心貢獻管道。

當然，外匯儲備的穩中有升從來不是孤立數據，其對國內貨幣政策的影響十分明顯，即國內流動性往往會策應外匯儲備規模的變化而進行即時性調整，外匯儲備數量增加，貨幣市場相機投入等量流動性，反之亦然。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6月份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雖同比上漲0.1%，但環比卻下降了0.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環比與同比分別下降0.4%、3.6%，顯示提振內需還需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繼續加力，而外匯儲備的增加，等于向市場投放了相應流動性，從而為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創設了一條成本更低的資金輸送渠道。

需要強調的是，外匯儲備穩中有升并不只有國內市場的局部意義，還是一個國家經濟主權、貨幣信用與全球治理能力的多維映射。從匯率的角度講，目前3.3萬億美元外儲相當于14個月進口額，遠超3個月的國際警戒線，且覆蓋全部短期外債的3.2倍，人民幣匯率穩定由此獲得了充足“彈藥”和牢固“安全墊”，甚至可以說央行無需主動干預匯市便可維持人民幣雙向波動格局，而這種“戰略定力”又會增強市場對人民幣資產的長期信心，進而對人民幣國際化構成正向反饋。

從貿易的角度看，適度充裕外匯儲備支撐下的匯率穩定生態本就有利于企業平衡進出口風險，同時更可以提升外貿博弈的主動權。由于央行外匯儲備構成中大部分是美元資產，且我國還是全球美債持有第三大經濟體，基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世界范圍內大面積刮起關稅貿易談判惡風的事實，但同時美元資產又面臨著更多“去美元”化力量挑戰而承壓不輕，中國所擁有的龐大美債體量完全可以充當與美國展開談判的厚重籌碼，在最大程度化解貿易戰風險的同時，展現中國維護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支柱形象。

從投資的角度分析，相對充足的外匯儲備家底無疑是中國企業與資本集群性“走出去”的核心背書。一方面，通過中投公司等主權財富基金窗口，利用外儲專項基金參股布局境外基礎設施（如港口、數據中心）和大宗商品（如鋰礦、銅礦），謀取對沖資源通脹效應的同時，建立中國企業在海外拓展國際市場的穩固基地，構造出屏蔽對外貿易風險的寬闊平臺；另一方面，財政部可以將外匯儲備作為發行歐元/日元計價國債的清算擔保，成功獲取國際化融資的同時，有效降低海外融資成本。

更廣泛的意義在于，穩中有升的外匯儲備是我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以及擴大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話語權的重要保證。

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歷來是外匯儲備管理的三重目標，傳統模式下，美元資產因流動性優勢占據核心地位，但近年地緣政治裂變迫使各國重構目標平衡邏輯。數據顯示，在去年減持542億美元美債規模的基礎上，今年以來我國依然在進行拋售美債的續作，至5月份持有美債體量7632億美元，較峰值縮減54%，持倉占比降至22.9%，并抵至15年新低。但與此同時，央行6月末黃金儲備報7390萬盎司，環比增加7萬盎司，為連續第8個月增持黃金。對比發現，目前黃金在我國官方儲備資產比例約7.0%，仍顯著低于全球15%的平均水平，更不及美國的78%與德國的66.7%，接下來儲備構成中加入更多黃金資產在政策指向上不會改變，我國國際儲備有望形成主權資產與黃金儲備“雙線”搭配格局，在釋放出更強避風險、抗通脹與長期保值增值功能的同時，進一步筑牢人民幣的信用與價值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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