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美國外，在全球AI（人工智能）的競爭賽道上，中國與歐盟稱得上是最為強勁的兩大勁旅，前者主要以創新與發展為導向拓展AI的研發空間與立體場景，后者側重以標準與規則為導向深化AI的基礎研究與垂直應用，二者路徑依賴與模式運行雖有不同，但卻在技術成果共享、產業落地共推以及標準規則互通等領域存在著不小的合作空間。

前不久歐委會公布了《人工智能白皮書》，決定在域內投資300億歐元，包括創建旨在提高算力的13個區域性AI工廠網絡與千兆瓦級超級數據中心建設兩個方面，但歐盟的AI基礎設施建設卻受到兩大硬傷的制約，一是能源供給嚴重不足，每個千兆瓦級數據中心需約1吉瓦電力，相當于一座中型城市的用電需求，而歐洲電網當前設計并未考慮如此高密度、集中式的負載，雖然可以將數據中心與核電站直接耦合，但此類項目需要5—10年建設周期，其他增量電網與發電能力建設更比建造數據中心耗時要長；另一方面，300億歐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目前也是停留在紙面，在并無統一財政政策的歐元區如何來湊齊巨量資金，尤其是怎樣調動私人資本參與AI基礎設施項目的積極性，對于歐委會來說的確是一個頗費腦筋的難題。

與歐盟相比，借助“西電東送”以及豐沛的太陽能、風能等綠電資源，中國基本不存在制約AI的能源供給瓶頸，“東數西算”因此做得風生水起；與此同時，中國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聯袂發力，通過常設專項基金和產業園區形成與企業創新行為的集約聯動，雖然目前高端AI芯片制造仍存瓶頸，但通用芯片與各種專業芯片的自主設計與制造能力，中國正在加速趕超。也正是如此，中國的算力能力也緊追美國之后，并占到了全球算力的15%，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工智能發展遵循的是技術開源、標準輸出以及跨境場景融合的基本方向，歐盟完全可以與中國在AI創新層面找到更多的合作與同進路徑。

一方面，中歐雙方可以在技術層面建立開源白名單，商業層設立中歐AI專利池，各取所需與彼此共享，還可在雙方共創國家級AI實驗室，抑或是企業合作創辦專業研究機構，以及在大學之間共建AI相關專業，然后通過聯邦學習、差分隱私等技術，在不泄露原始數據的前提下實現跨國協作；另一方面，中歐之間可以加大算力資源的采購，并給予相關的進出口稅率政策支持，這樣中國在獲得差異化算力的同時，更有利于歐盟擺脫對美國算力的絕對依賴，化解未來可能出現的技術主權為他人操縱的風險。在應用層面，受到基礎設施尤其是算力設施短缺的制約，歐盟的創新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的力度比中美兩國要弱得多，鑒于此，歐盟避開了通用大模型應用的自身劣勢，在側重工業制造AI應用的同時，更多地將注意力聚焦到了醫療、氣候、農業等垂直領域，以低數據依賴、高合規性的專用模型切入市場。相比于歐盟，中國不僅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上呈加速趨勢，而且正沿著多模態大模型與具身智能兩個方向呈群體性突破之勢，中國由此成為目前全球最活躍的AI場景應用市場,也是AI產業邊界拓展最廣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歐盟在AI應用上堅守自身特色，在特定領域深耕細作，企業以品質為基石的有益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在AI治理層面，歐盟頒布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監管人工智能并且是監管強度最大的法規，且與規避算力不足的短板而在應用上對準垂直領域一樣，歐盟在對AI的監管上再一次繞過了技術輸出薄弱的缺項，目的是力圖走出一條“合規先行者優勢”的獨特路徑，具體來說就是，在域內通過自己確立的嚴厲倫理高線，引導或倒逼歐盟企業將AI監管壓力轉化為信任紅利，接著將紅利效應外溢，在全球樹立起歐盟非常突出的AI治理強者形象，進而取得其他主要經濟體對歐盟規則的認同。

不過，由于歐盟的監管規則必然推高企業合規成本，美國不會認可，并且特朗普政府前不久通過了《AI行動計劃》，也確立了以技術主權輸出達到規則主權輸出的核心路徑，只是為鼓勵創新，《AI行動計劃》加大了“去監管”節奏，這種無視風險的做法也讓歐盟非常反感。中國方面，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為法律載體，確立了技術主權與靈活治理相結合的AI治理方向，且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中國政府還發布了《國際人工智能開源合作倡議》，啟動成立全球人工智能創新治理中心，表達了“全球共治，同球共濟”的鮮明理念。

在全球AI治理規則存在著赤字尤其是歐美AI治理理念基本相左的背景下，中國與歐盟可以在AI治理領域找到更多的合作共振點，而且中歐在“風險分級”“人類控制”等原則上的充分共識更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基礎。一方面，中歐可考慮設立技術委員會并出臺合作路線圖，組建聯合專家工作組指導初級局部合作試點，設立約束雙方行為、管控合作摩擦的談判機制，促成雙方基本專業法規的對接；另一方面，對標歐盟監管標準，評估中國的監管規則，并及時作出調整。與此同時，中國利用AI技術與應用的差異化優勢，通過技術轉讓換取歐盟市場準入，順勢加強與歐盟在AI監管上的進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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