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獎給了科技創新，這其實反映出了全世界的焦慮：如今世界經濟遭遇了一個發展瓶頸，怎么樣才能打破這個瓶頸，無論東方和西方，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一輪顛覆式技術創新。今年的3位經濟學家涉及的理論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個是如何讓技術和創新大量地出現。此外，其實貿易競爭本質核心是科技競爭，比如中國稀土競爭優勢并不是因為資源多，而是提純技術，中國科技創新會因為被美國逼迫而實現“彎道超車”。

三位得主分別是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按照諾貝爾獎的原話，一半獎金授予莫基爾，以表彰其“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半獎金則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他們“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諾貝爾獎繼續緊跟時事，認為當前人類社會，最為迫切的是技術創造和創新。

對于莫基爾，其研究的內容和去年的達龍有點像，主要是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生在英國？其中比較典型的一部書是《饑餓的愛爾蘭：1800-1850年歷史解讀》，講英倫三島中，為什么愛爾蘭遠遠落后大不列顛和英格蘭？有人說是因為愛爾蘭的資源不夠好。而莫基爾認為是愛爾蘭特殊的政治社會結構、地主與佃農的持續沖突及經濟體制僵化。說白了，沒有好制度，沒有好的社會氛圍，也沒有接受到工業啟蒙思想，所以錯失了工業革命。相比于去年達龍那套制度經濟學，包容性制度導致成功，汲取新制度導致失敗的簡單二元理論，稍微復雜一點，其考慮了更多因素對工業革命產生的影響。莫基爾認為：若要形成創新循環驅動，我們既要知曉創新驅動循環的過程，也要知道創新背后的科學原理。而在工業革命前，科學原理是缺失的，這就導致新發現和發明很難累積，而這個時候，包容性思想和接納變革，就變得很重要。所以，莫基爾實際上是給后發國家開藥方。

相比之下，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的理論，中國人就熟悉得多，他們開發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這個模型還有另外一個名字——新古典熊彼特內生增長模型，該模型解釋了企業創新如何在競爭中淘汰舊技術、推動生產率持續上升。也就是說，他們的貢獻，就是給熊彼特的破壞性創新理論提供了數字量化模型基礎，解釋了破壞性創新的實現原理。相對而說，熊彼特提出理論的時候，那時候經濟學的數理模型還不是很普遍。

對于破壞式創新，我想中國有很多人，尤其企業家是很熟悉的。總結一句話，創新是逼出來的。當市場競爭激烈的時候，企業面臨的要么是倒閉破產，退出市場，要么是創新，雄起，另辟蹊徑。面對壟斷者的壓力，創新者會選擇顛覆式創新來干翻壟斷者，面對競爭，行業中的領先者以創新改變競爭格局，而落后者由于創新不足，或者不善于創新而逐步被替代。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明確了幾點：其一，企業研發投入決定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增長，同時新技術必然取代舊技術。其二，有利于提高市場效率的社會結構能夠助長創新，這點和莫基爾類似。其三，證明市場競爭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其四，證明了企業興衰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其五，揭示了適當經濟政策會促進國家經濟增長。其六，技術變革會帶來經濟周期性波動。

總之，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理順的是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什么樣的社會環境能夠激勵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又是如何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這其實和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息息相關，因為人類經濟增長正處在一個瓶頸期，所有人包括經濟學家，都期盼能夠用一場科技革命來抬高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天花板。尤其是中美兩個大國，表面上，中美之間是貿易競爭，實際上，本質核心是科技競爭。我們的稀土優勢不是來自于我們的稀土資源多寡，而是來自于我們稀土提純技術。而美國的優勢就更不用提，芯片、操作系統和軟件應用生態，是美國的牌。只不過特朗普的錯誤在于，他不是想著如何用競爭來促使企業創新，而是將技術作為武器來搞壟斷經營，而這種作為，早晚會被中國等其他國家“彎道超車”。就好像熊彼特模型預示的那樣，在有壟斷者的行業里更容易出現顛覆者，因為其他企業只有顛覆式創新才能打敗壟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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