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既強調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擴大服務消費比重，也明確以放寬準入、業態融合為重點，提升服務消費活躍度。同時突出品牌引領、標準升級、場景拓展與新技術應用的關鍵路徑，推動服務消費的質量升級。因此，可以預計，未來五年我國服務消費將進入擴量提質的快車道。

按照國際經驗，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是服務消費占比快速提升與消費結構升級的關鍵節點。我國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站上1萬美元的新臺階，2024年上升到1.33萬美元，其間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逐年增長，至2024年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達到1.3萬元。從服務消費占GDP的比值看，美國目前為68.5%，英國為59.1%，日本為55.8%，韓國超過60%，而我國約為52%，橫向對比，我國的提升空間很大。

服務消費擴容首先需足量人口的需求來拉動。在擁有14億多人口巨大消費存量的基礎上，未來10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將超過8億人，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不僅意味著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人口增加，更意味著消費結構的升級和消費品質的提升。“十五五”是我國人均GDP從1萬美元到2萬美元跨越的關鍵階段，服務消費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將穩步提升。

不過，目前約束服務消費的短板也不少。需求方面，區別于商品消費，服務消費需要時間作保證，而國家統計局《第三次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的結果顯示，2024年國內居民有酬勞動領域的參與者每日平均時間為6小時23分鐘，較2018年增加119分鐘，同時2024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時達到49小時，較2019年提高3.3個小時，并顯著高出經合組織國家33.4個小時的平均水平。居民將更多的時間分配到生產勞動與基本生計之上，對文體娛樂、旅游等服務消費形成的“擠出效應”也就不可避免。

相較于需求端，供給側制約服務消費擴大的瓶頸更顯示出多層面與多元化特征。首先是有效供給不足，供需結構錯配，傳統生活服務供給相對飽和，但高品質、個性化、專業化的服務供給短缺；其次是服務質量與標準缺失，抑制消費信心；再次是市場準入壁壘猶存，創新活力受抑；最后是技術與服務融合不深，數字化賦能不足。雖然在線購物、移動支付等領域數字化程度很高，但在許多傳統服務領域，技術應用仍停留在淺層，如遠程醫療的診斷能力、醫患信任度有待提升；智慧養老產品的適老性、實用性不足；文旅項目的沉浸式體驗技術應用同質化嚴重。

站在“十五五”新的時代起點，我們需要以更寬廣的視野審視服務消費的戰略意義，并在供求兩端協同發力，創造擴大服務消費的龐大增量勢能。

一方面，要采取切實舉措提升居民整體收入水平。除了通過促就業達到增收入外，更應突出穩資產與強社保對改善居民收入的能效。在穩資產方面，既要加大政策托舉力度扭轉城市房價的下行趨勢，更要實現從“穩定股市”到“推升股市”的管理理念升級；在強社保方面，可推動“國資—財政—社保”聯動改革，增加國資上繳財政并專項用于提高社保體系建設的比重，在此基礎上，加大直達消費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將財政的消費補貼由商品環節擴圍至服務領域。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策創新強度以豐富高品質服務供給。統籌利用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等各類資金渠道，支持符合條件的文化、旅游、養老、托育、體育等服務設施建設；支持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按市場化原則投資符合條件的服務消費企業，引導社會資本加大對服務消費相關領域投資，為此需要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打破地方保護和行政壟斷，重點加大電信、教育、養老、醫療、健康等領域的開放口徑。

再者，要系統性加快服務消費標準的研制。一方面，采取行業協會、龍頭企業牽頭制定團體標準的方式，建立起政府主導制定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標準協同發展、協調配套的服務消費標準體系，在此基礎上，通過第三方認證、行業自律等方式，推動標準落地實施，同時建立服務質量的“紅黑榜”制度，強化社會監督。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創新祛除消費者的痛點，針對服務消費維權難、取證難等問題，應建立便捷高效的糾紛解決機制，降低消費者維權成本，而在預付式消費等高風險領域，有必要引入資金存管、風險保證金等制度，對于家政、教育培訓、健康養老等關乎民生的重點領域，應建立完善的從業人員信用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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