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芒市邊民的擺》一書，看到這個云南邊疆少數民族村寨富裕的生活，頗為意外。在我想象中，邊疆區域生產力落后，應該比內地貧窮才是，但他們聚集起來的財富顯然超出預期。

作者田汝康對芒市邊民的調研分兩次進行。首次調研為1940年10月到1941年4月，田汝康在芒市那木寨居住并開展了5個多月的田野調查，這次調研為著作積累了核心素材，他也于1941年9月完成了初稿《擺夷的擺》（“擺夷”是歷史上漢族對傣族的舊稱）。此后，因初稿部分材料有所欠缺，同時受當地土司邀請，他在1941年11月到1942年5月再次前往芒市，又補充調研了3個多月，進一步完善了研究內容。

他作為土司的貴客，在那木寨受到熱情歡迎，深切感受到當地淳樸善良的民風。當地沒有盜竊、沒有乞丐，“夜里睡覺閉門鎖戶從沒有人想到過，因為你去求施舍，別人總是有求必應，而且人家給你的，也許比你偷得的更要多些”。甚至有人覺得若遇到小偷，應當額外再拿些東西給他。邊民撿拾牛糞時，不會動插有草桿的牛糞（草桿代表已有他人先發現待拾取）。這足以見得當地物質資源足以滿足眾人基本需求，不存在物資匱乏的困境，且當地勞動力緊缺，務工也能維持生計。

那木寨土地肥沃，自然條件優越，人均耕地多。按照書中所載，總產出的大約15%為官租，“一年所收獲的糧食足足可以供給三年的食糧”，且當地幾乎無災無難，邊民能夠輕松積累遠超日常需求的糧食與財富。

除了耕田之外的經濟活動基本上由內地人主導。來此做生意的一位內地人，竟然能買得起一輛卡車。寨子里每年要消耗大約5000籮（1籮通常在150—220市斤）谷米用于釀造米酒。一個姓姜的內地人,其父親在此釀酒30年，賺得那木寨以及附近村寨19公頃土地的耕種權。

當地寨民賺得的財富主要用于“做擺”（傣族重要的宗教活動）。文章稱“做一次擺的消耗足夠維持四十家一年的生活，也就是那木寨六分之一人家的生活，亦或是全寨兩個月的生活”。為了積攢財富，當地人農閑時還會到緬甸賣工，這些勞作都是為了積累做擺的資金。

這和我記憶中的傳統鄉村完全不同。中原地區土地平整，耕作條件好，我1985年左右開始有記憶，當時已解決溫飽問題，但耕作依然辛苦，需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勞動，還沒有拖拉機。招待貴客的食物是煎雞蛋，過年殺豬也是多家分吃。小麥價格高，部分村民以玉米充饑，節省小麥對外出售。村民衣服都為手縫，還能看到補丁。

中原地區交通便利，本應更為富裕，但從房屋來看，當時都是用土窯燒磚做成的磚瓦房，這些房屋很快會被平房替代。而磚瓦房之前是土坯房，磚瓦房是包產到戶后，村民溫飽問題解決、生活稍微寬裕，才立即開始改善的居住條件。

從歷史上看，中原地區生產力先進，但因為地理位置重要，容易成為軍事爭奪地，而且水患嚴重。定居于此的村民，很容易一茬茬滅亡與流散，居無定所之下，無法安心生產、聚集財物。平原上的村莊，大多是落荒游民新建起來的，這些游民沒有族譜，不知道自己來自何處。

我在河南的郭亮村旅行時，發現當地民房頗為厚實。盡管該村位于交通不便的太行山，卻比山下平原地區更為富裕。我推測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里相對封閉，反而因此躲過荒亂，和平時日更為長久。

費孝通1936年調研江蘇太湖邊一個村莊，寫下《江村經濟》一書。這個村莊有活絡的商品消費，農民生活較為富裕，是當時中國鄉村經濟條件較好的區域。江浙及江南地區戰亂較少，生活穩定，居民在居住和食物上都頗為講究，也培養出一批批全國知名的讀書人，當地很多家族都有族譜，能追溯來歷。

但《江村經濟》中記載了溺嬰現象，這是村民為了保證口糧而主動采取的措施。蘇浙地區經濟發達，但賦稅也較重，是國家的稅倉，這可能是溺嬰現象的原因之一，更多的原因或許是人均耕地受限，缺乏開拓空間。

相對而言，那木寨簡直是人間天堂。人們不愁吃穿，經常舉行慶典聚會，因為有佛教信仰，普通人家也能在精神層面獲得平等歸屬感，沖淡了世俗的階層偏見。人均耕地多、產品有剩余，使得當地人無需為生存爭奪。

田汝康進行田野調查時，正是日軍侵襲中國之時，不少地區生產受到破壞，居民流離失所，而這片邊疆地區未受戰亂打擾，依然能安然度日，這也是當地人得以富裕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南古鎮的發展軌跡與內地相似，建設主力多為來自內地的開拓者，因此帶來了內地的建設特征。云南騰沖的和順古鎮令人印象深刻，各地文化在此交融，既有傳統牌坊，也有1928年由旅居緬甸的和順華僑捐資創辦的圖書館，成為邊地文化振興的見證。

安定的環境，能滋生出穩定的預期，財富也才能一代代聚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