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周世虹提出“廢除勞務派遣制度”的建議，引發全社會廣泛共鳴，也帶來該制度的存廢之爭。

在筆者看來，如果將這場討論僅僅視為一種用工模式的存續問題，可能低估了其背后深刻的時代內涵。

事實上，它并非簡單地對法律條款進行修訂，而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問答：在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是繼續依賴壓低勞動成本的“用工紅利”，還是決心轉向尊重人力資本價值的“人才紅利”？

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僅是一道涉及現實的“法律題”，更是一道關乎未來的“發展題”。

勞務派遣制度的設計初衷是作為正式用工的補充，并被嚴格限定在“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三性”崗位，且派遣工比例不得超過10%。它本應是一座靈活調配人力的“便橋”，而非企業規避責任的“法外之地”。

但在現實中，這座“便橋”被無限拓寬，甚至成了一些企業用工的“主干道”，不僅溢出“三性”范圍和10%的紅線，還滲透到研發、銷售乃至管理等核心崗位。

勞務派遣制度的異化，突破了法律邊界，形成了系統性的權益不公。比如，一些臨時性崗位被無限延長，“同工不同酬”成為常態，公積金、年終獎等福利普遍缺失等。派遣工干著同樣的活，卻晉升無門、維權困難，成為職場中的“弱勢群體”。

不僅如此，勞務派遣制度的異化，還扭曲了市場秩序與社會公平。從企業角度看，部分企業通過勞務派遣“用人不養人”，轉嫁本該承擔的社保、福利等責任，形成不正當競爭優勢。從社會層面看，派遣工缺乏歸屬感和安全感，工作積極性與創造力被嚴重壓抑，不利于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和內需擴大。

因此，周世虹指出，勞務派遣制度已成為部分企業降低成本、規避責任的工具，成為侵蝕勞動者權益、阻礙社會公平的頑疾。

廢除勞務派遣制度的呼聲由此而起。

不過，也需要看到現實問題。據統計，截至2023年，全國勞務派遣工數量約為3300萬人。這個龐大的數字背后，是無數家庭的生計和企業的運轉，在短時間內很難被“一刀切”。

更重要的是，需求不會因制度廢除而消失。只要存在壓低成本的沖動和監管的漏洞，即便沒有勞務派遣，一些企業也可能會轉向更隱蔽、更難監管的用工形式，如層層轉包的“偽外包”，從而陷入“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治理困境。

因此，即便要廢除勞務派遣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個過程。真正的問題，也許不在于作為用工輔助的勞務派遣本身，而在于它的被異化、被濫用。

無論存廢，都必須對這種被異化、被濫用的勞務派遣說“不”。因為其本質在于透支整個社會的“用工紅利”，并以短期成本優勢，侵蝕長期的創新根基。中國經濟在新的發展階段，更多需要的是“人才紅利”，而不是這種“用工紅利”。

治理勞務派遣亂象，關鍵在于讓違法違規成本遠高于其帶來的“收益”，從而倒逼相關企業放棄“用人不養人”的短視思維，最終完成一次發展理念升級。

這就必須讓監管長出“牙齒”，精準識別“假外包、真派遣”和“影子公司”；必須讓“同工同酬”從紙面權利走向現實保障，從根本上削弱企業濫用派遣的動力；必須細化“同類崗位”的界定標準，倒置舉證責任，切實降低勞動者的維權成本。

如此一來，一個為派遣工提供轉正通道、愿意為員工的成長和歸屬感投資的企業，其創新活力與長期競爭力也將強于那些只視員工為“成本項”的企業。

在這個意義上，勞務派遣制度的規范化，是從依賴“用工紅利”轉向擁抱“人才紅利”的一躍。它不僅是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民生議題，更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