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歷史上，美國和日本都曾放任中低端產業鏈外流遷移，結果是制造業空心化。

盤和林

近些年，的確有中國制造類企業在向“一帶一路”國家轉移產能，當然這些企業多集中在中低端產業領域，中國企業產業遷移動機有兩個：其一，繞過關稅，以東南亞為跳板進入歐美消費市場。其二，國內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偏高，后發國家人口紅利尚在，成本低。與此同時，中國制造也在轉型升級，汽車、輪船、飛機、設備裝備、生物醫藥、芯片等高端產業崛起。隨著中國制造轉型升級順利推進，很多人片面地認為中國應該放棄中低端產業，專心發展高端產業。更有甚者喊出將“高端產業留給中國，將中低端產業給“一帶一路”國家”的口號。

對此，我有不同看法，現階段中國依然不能放任中低端產業外流。原因很簡單，當前國內尚未實現充分就業。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顯示，中國有20%的年輕人還沒有找到工作，中國人就業崗位本不富裕，而中低端產業往往是勞動密集型，包含著大量就業機會。

除了就業崗位，我們還需要看到另一個關鍵點，產業轉移可能削弱中國企業的潛在競爭優勢。比如Temu和Shein等電商近些年在海外風生水起，但中國電商稱雄海外的核心依仗就是中國商品的高性價比。當然，要強調“高性價”并不是廉價，同樣價格更好品質，同樣品質更低價格才是性價比。我們為中國電商海外攻城拔寨的勢頭感到欣喜的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沒有高效率的中低端產業，那么中國電商在海外的競爭優勢就將蕩然無存。

綜上所述，無論是就業角度，還是中國企業以“高性價比”的內核角度，中國都不應該放任中低端產業外流。況且我們也要注意到，現在的中低端產業，在未來不一定是中低端產業，舉個例子，當年芯片代工制造是中低端產業，繼而這些產業從美國人手中流入韓國和中國臺灣企業的手中，具體看就是三星和臺積電。三星和臺積電現在誰也不會將其歸入中低端產業。這說明產業的定位是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不能放任中低端外流，而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如何阻止中低端產業外流。阻止中低端產業外流的方法很多，但重點是兩方面：

其一在于降本增效。中低端產業普遍缺乏技術壁壘，且對成本非常敏感。勞動力、原材料、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遞增會給中低端產業巨大壓力。個位數利潤率的企業一旦遭遇10%以上的成本上漲，將迅速失去競爭力，跌入惡性循環，所以留住中低端企業的關鍵在于降本增效。

有些降本方式很容易想到，比如降低稅收，降低要素成本，諸如水費、電費便宜一點，但這些往往是“刮痧”，降本力度并不到位。所以更重要的是整體上締造低通脹、低利率的經營環境，甚至低房價。這里反駁一下部分經濟學家推崇的“通脹萬能”觀點，上世紀70年代，美國曾出現過滯脹情況，也就是提高通脹并沒有提高就業率，而1987年，日本降低利率導致樓市和股市泡沫，卻同時導致日本制造業空心化的問題。滯脹出現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正確性，也讓人了解到通脹并不能無限提振經濟。這里的關鍵在于，找到阻礙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如果是成本導致產業活不下去，那么就應該降低成本，如果是產能過剩，則可以考慮提高通脹。而現階段我國很多中低端產業外移的核心因素不是產能過剩，而是成本過高。所以，留住中低端產業的方法應該是降本增效。

其二在于轉型升級。以服裝業為例，服裝代工制造屬于中低端產業，但服裝面料、服裝品牌、服裝設計等是高端產業，所以中國服裝業應該向產業鏈的低端向高端轉變，去做服裝面料研發，做設計，締造服裝品牌。比如安踏和李寧就在走這條路。而服裝代工制造也可以通過轉型，向柔性智造和按需生產轉型。現在流行快時尚，小批量生產某一款服裝，既能減少庫存積壓，也能人為制造稀缺、饑餓營銷，甚至實現預售后生產。而傳統服裝制造企業對小批量定制響應緩慢。而制衣工廠通過對制版、排產、配料、檢驗等環節進行數智化改造，增強了制衣工廠的定制響應能力。從某制衣工廠了解到，制衣工廠從設計到量產出庫只需要兩周，部分款式甚至可以48小時內實現量產。通過轉型，中低端產業能夠走出高端產業的氣質，所以我們要避免中低端產業外流，因為誰也不知道這些產業的未來形態是怎么樣的。

歷史上，美國和日本都曾放任中低端產業鏈外流遷移，結果是制造業空心化。二戰后美國中低端產業流向東亞，美國中部出現經濟“銹帶”，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同樣的，日本當年敢于簽《日美半導體協定》和《廣場協議》，也是日本認為自己已經完成產業轉型，不需要中低端產業，如今日本半導體被中國臺灣和韓國幾乎全部吃下，只留下一些半導體材料產業，繼而導致日本失去的30年。故而，對于中低端產業鏈遷移，中國不能聽之任之，而是要采取措施留住，留住的根本手段有兩條：短期是降本增效，要多管齊下；長期是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以市場競爭倒逼企業走技術工藝改進提升的路線，做高企業的技術壁壘，實現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研究員）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