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比特幣之類的數字貨幣，不僅在過去的十年中風行一時，而且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一次規模頗為可觀的市場周期。在業已結束的上一輪市場動蕩中，比特幣在一定的范圍內引發了劇烈的財富洗牌效應。然而，這是不應該發生的故事，貨幣學家其實在潮起之初就可以對此作出結論性的評價。高科技的外衣迷惑了人們，以致各國的監管機關躑躅不前。讓我們先從比特幣開始，再分析其他的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的激情起源于對加密技術的一個突破性應用，即借助該技術制造出了一種類似“物體”的數據，它具有唯一性，只能在網絡中進行儲存、移動、轉讓等，而不能直接復制；因此，它被當作“實體”而不是普通的信息來看待。這種特點引發了使用者把它當作“貨幣”的念頭。比特幣的初創者建立了一套規則，導致這種“物體”很難被重復創造，而且創造它的難度會越來越高。稀缺性加劇了，于是它就更顯得像“貨幣”了。

然而，比特幣的追捧者們似乎并不了解，貨幣絕不能以這樣的機制來創造。貨幣的數量必須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張同步地增加，這是人類歷史付出巨大代價之后才摸索出來的一條科學原理。在金銀貨幣時代，金銀的產量增長一般低于經濟增長率，這被視為那個時代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信用貨幣制度的實行突破了貨幣生產的瓶頸，助力現代經濟突飛猛進。信用貨幣雖然帶來了通貨膨脹的缺點，但這種缺點顯然并不是數字貨幣可以補救的。一些投機者把新購置的“礦機”搬運到廟宇里去“開光”，以求“菩薩保佑”，由此足見比特幣的創造有多么困難！比特幣越來越難以創造的特性預示著，倘若以這種貨幣作為一國的法定貨幣，那么該國將會發生急劇的通貨緊縮。通貨緊縮進一步導致對比特幣的囤積。結論顯然就是：該國經濟將會立即崩潰！

一個彌補的手段就是另起一個名字，改頭換面，創設另一個或另一些“某某幣”，使之與比特幣可兌換。所以，幣種的層出不窮也是在潮起之初就可以預見的。但是，這將導致貨幣體系的復雜化以及進一步的動蕩。公平性也將嚴重地缺失。它只是暫時緩解了供應問題。無論叫什么名字的“幣”，其數量供應都是遞減的。它的結果是貨幣的品種代替貨幣的數量進行增長。毫無疑問，這是貨幣體系的噩夢。

再來看看比特幣的使用。比特幣分散地存儲于網絡上的一臺臺個人電腦，這種分散化存儲被視作比特幣的另一個優點。可是，電腦要是損壞了，存儲于其中的比特幣就可能消失，這種危險表明“分散化存儲就代表安全”的觀點是有瑕疵的。與之相比，目前通用的無紙化的法定貨幣體系反而更加安全。支撐比特幣的技術手段可能會不斷進步，進而發生電子貨幣的升級換代，而由于比特幣是私人性的，新貨幣的發行者顯然沒有義務把舊的比特幣無償兌換為新貨幣，這就加劇了持有比特幣的風險。

基于比特幣的交易和支付體系，也看不出比現行的主流做法更加便捷。由于互聯網的覆蓋并不全面，目前通行的“無紙化貨幣＋紙幣”的模式，反而更加切實有效。最為關鍵的是，零散的比特幣并不能生息；為了產生利息，比特幣持有者終將明白，分散存在的比特幣仍然有必要集中起來，統一進行放貸和收息。換句話說，電子貨幣制度下仍然需要銀行，電子貨幣無法取代和排除銀行。以銀行為中心的信用體系仍將巋然不動。

為了彌補上一代數字貨幣的缺陷，最近，美國臉書公司的Libra計劃閃亮登場。該方案意在使數字貨幣的創造在技術上更為容易，并且受人為控制。由于它認識到由此可能帶來的貨幣貶值的危險，于是附加地作出了規定：每一單位的新貨幣將與一定量的美元資產相互掛鉤。

這種貌似審慎的設計反映了蘊含在數字貨幣中的邏輯矛盾：假如基于數字貨幣自身在技術上不易創造的特性來維持其價值，則無法保證貨幣數量對于宏觀經濟是適宜的；反之，倘若貨幣數量能夠時時處處做到不多不少，貨幣的創造就不能受限于某種技術特征。一種兼而有之、相得益彰的東西是否真的可以存在呢？

上述推理似乎可以啟發我們：要是由中央銀行出面來發行數字貨幣，也許可以實現一箭雙雕。可是，數字貨幣發明者的初衷就是讓貨幣的發行脫離政府體系，成為私人的事業，這樣一來，豈非又回到了原點？而且，因為網絡的覆蓋率有限，為了解決網下持幣的問題，中央銀行恐怕又不得不發行一定量的紙幣，以便與所謂的“數字貨幣”相互兌換。

這些困境必然引出這樣的問題：數字貨幣究竟能夠為我們帶來什么（尤其是在現行的網絡支付如此便利的條件下）？還有，貨幣的本質究竟是什么？

這就來到了算法式的貨幣理論（參閱《算法經濟理論：經濟學的認知革命及其大綜合》李斌著，經濟日報出版社，2019年5月）：貨幣本質上是一種思想，一種公共的約定，它來自于思想的實體性質，也即思想是一種雖然具體性質有所不同但又類似于“物”的東西。正因為如此，人們進行思想活動才需要付出時間，花費代價。于是，在商品交易中，為了減少價格換算的次數，才需要設定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貨幣履行價值儲藏等其他功能的原因也在于思想的實體性（或曰“有限理性”）：由于信息傳遞的不充分，人們之間產生了信任問題，于是才需要把貨幣當作可信的證物，等等。既然貨幣的本質只是思想，那么，究竟它穿什么樣的物理的外衣，也就是其次的了。所以，數字貨幣所引起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貨幣性質的誤解，因為在這里貨幣只是換了一件衣服——由紙張換成了電子數據而已。

當然，產生“數字激情”的另一個根源，是對凱恩斯時代以來全球性的寬松貨幣政策的不滿，與之相關的是對那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想”的迷戀情緒，即：私人貨幣早晚將會由市場自動地產生出來。然而，要是承認當今的信用貨幣乃是一種公共的約定，那么，就很少有比貨幣更加具有公共品屬性的東西了。既然如此，“私人貨幣”的論調就相當于緣木求魚。這就好比語言，語言是供人交流的，所以它的本質就是約定性；別人不予明確的承認，就不能成為語言。而且，考慮到貨幣的逆周期調節功能，私人貨幣發行在數量上做到“適當”其實是難以設想的。這一點在Libra項目的左右兩難、進退維谷的困境中顯露無遺，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是對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缺乏思想上和理論上的認識。這就再次來到了“算法經濟理論”——其使命就是要按照經濟學家們熟悉的邏輯在理論上實現政府與市場的結合。政府所控制的東西不一定都會遭到濫用。在有缺陷的理論指導下的政策實踐，產生一定的負效果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一個改進的機會就是糾正理論偏差。在這個問題上，與其仰賴技術，莫若求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