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蕓今年重點聚焦三個方向：一是推動科技創新體系進一步完善，助力高新技術企業高質量發展；二是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緩解家庭生育壓力，完善人口服務體系；三是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評估咨詢集團董事長、上海市城市更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樊蕓常被媒體稱為“犀利姐”。但與這一稱呼形成反差的，是她平和、條理清晰的話語。真正讓她顯得“犀利”的，其實是對問題的精準判斷和長期跟蹤調研的執著。

履職19年來，她幾乎每年都會帶著十余條建議走進全國兩會。從企業稅收政策到反壟斷制度，再到科創企業成長環境，許多議題都來自一線企業和基層社會的真實困惑。而她提出的不少建議也相繼被相關部門采納。

今年全國兩會，樊蕓的建議重點聚焦三個方向：一是推動科技創新體系進一步完善，助力高新技術企業高質量發展；二是加快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緩解家庭生育壓力，完善人口服務體系；三是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

在她看來，這幾個問題看似分屬不同領域，但都關乎中國未來的發展動力。

優化政策執行刺激創新活力

圍繞上海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動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樊蕓提出多項制度優化建議。

她認為，中國科技創新體系雖然發展迅速，但在政策銜接、稅收激勵和體制機制等方面仍有一些具體環節需要進一步打通，從制度細節入手優化政策執行，才能更好激發創新活力。

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和政策享受方面，她建議簡化流程，讓符合條件的企業實現“免申即享”。

樊蕓表示，目前不少企業在享受相關政策時仍需經過復雜的專家評審和申報程序，周期較長。

“只要企業已經達到既定指標，就沒有必要再走冗長的程序。”她認為，可通過實行“達標即享”的機制，減少重復審核。

科研人員的激勵機制也是她調研中的重點。樊蕓發現，目前科技成果轉化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在不同科研機構之間存在適用差異，例如高校科研人員在技術成果轉化中可以享受個稅減免，而附屬醫院或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卻難以享受同等政策。

“同樣是參與創新藥研發，一個能減半繳稅，一個卻不能，這顯然不利于激勵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她表示。

因此，她建議將相關稅收激勵政策從高校擴展到醫院和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形成更加公平統一的創新激勵環境。

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核心科研人才的穩定性同樣至關重要。樊蕓調研發現，根據現行規定，高校處級及以上中層干部在參與科研項目孵化企業時必須退出企業股權，只能獲得現金收益。

她認為：“很多項目的靈魂人物正是這些科研帶頭人，如果他們不能長期參與企業發展，項目的持續創新能力可能受到影響。”

因此，她建議在規范監管的前提下適度突破制度限制，允許核心科研人員長期持股，與團隊共同推動企業成長，從而增強科技成果轉化的持續動力。

在企業調研中，她還注意到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中的稅收執行問題。一些科創企業在并購重組或內部股權調整后，被稅務部門認定為“視同銷售”，導致企業銷售收入被放大。而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需要考核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例，這種“分母擴大”的情況可能導致企業被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并補繳大量稅款和滯納金。

樊蕓指出，許多企業只是進行股權重組，并沒有現金收入，卻被計入銷售收入，“研發投入比例就不達標了”。

她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明確政策口徑，減少基層執行中的自由裁量空間，以維護企業穩定預期和良好的營商環境。

結合上海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定位，樊蕓還建議在國家層面支持上海開展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標準改革試點。她提出，可重點面向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先導產業探索新的認定方式，例如對近三年研發費用累計超過1億元的企業直接納入認定范圍，對處于培育期、尚未形成銷售收入但三年研發投入超過2000萬元的企業也可納入認定。同時探索“隨報隨審、報備批準”的認定機制，加快審批節奏，讓創新企業能夠更快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多舉措緩解家庭生育壓力

今年，樊蕓還圍繞“健全生育友好型社會、完善人口服務體系”提出建議，希望通過財稅政策、消費支持和公共服務等多方面舉措緩解家庭生育壓力。

這是樊蕓在履職過程中關注的新方向。在她看來，這是關系國家長遠發展的基礎問題。

她在兩會前走訪了多個二孩、三孩家庭，感受到年輕人對婚育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不敢生”的背后，生育成本是最現實的顧慮。

“一些人因為工作不穩定、生活壓力大而對生育持謹慎態度；而已經生育的家庭也普遍面臨教育、住房和育兒服務等方面的高成本壓力，很多二孩家庭都覺得壓力很大，三孩家庭更是負擔沉重”。

針對這些問題，樊蕓建議建立更有力度的生育補貼制度，例如對生育家庭提供分層支持，對一孩給予一定補貼，對二孩、三孩家庭提高補助力度。在她看來，明確而穩定的財政支持能夠有效減輕家庭負擔。

除了直接補貼，她還提出完善個人所得稅政策。目前我國已設立子女教育等專項附加扣除，但她認為，力度仍可進一步提高，例如對新生兒家庭增加專項抵扣額度，對二孩、三孩家庭給予更大比例的稅收減免，“通過稅收減負，讓家庭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持續獲得支持”。

在調研中，樊蕓還注意到母嬰用品支出在育兒成本中占據重要比例。她建議借鑒家電、餐飲等領域的消費補貼經驗，在母嬰消費領域探索發放消費券或專項補貼，降低奶粉、尿不濕等日常支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開銷，如果能在嬰幼兒階段提供幫助，家庭會有明顯感受”。

此外，她還提出加強產后護理和母嬰服務體系建設，通過財政補貼或消費券等方式降低家庭使用月子中心、產后康復等服務的成本。

在樊蕓看來，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不僅是補貼問題，更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財政政策、稅收制度、消費支持和公共服務體系協同發力，逐步形成完整的生育支持體系。“關鍵是讓有生育意愿的家庭真正感到安心。”在她看來，只有把家庭面臨的現實困難逐步解決，社會發展才會擁有持續的人口基礎。

立法進一步盤活住房維修基金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著力穩定房地產市場”，并要有序推動“好房子”建設，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

作為上海市城市更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樊蕓在這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觀察和建議。

樊蕓表示，上海近年來通過超長特別專項債等政府資金推動更新工作，同時也在制度和模式上進行多項創新。例如，通過大規模收儲存量土地并優先用于科創發展，給予企業低利率、最長10年的還款周期，并允許同一儲備項目不同地塊之間靈活調劑使用，從而緩解政府資金壓力并保障重大產業項目落地。此外，上海還鼓勵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空間向公眾開放，并將老工業用地等低效土地更新為高科技產業園區。

她認為，上海探索建立的“責任規劃師、責任建筑師、責任評估師”三師聯創機制，為城市更新提供了專業技術支撐，也為市場化專業機構和相關人才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

對于城市更新的下一步重點，樊蕓認為應更加關注房屋質量與安全，特別是老舊高層建筑的防災減災能力。她建議通過立法進一步盤活住房維修基金，將其更多用于房屋結構安全、高層消防救援設備等領域，以系統提升城市韌性。

她指出，以上海為例，中心城區約有6.6萬幢高層建筑，而現有消防云梯救援高度與高層建筑規模仍存在差距。經過調研，她認為我國消防設備技術已處于國際領先，但先進設備的市場占有率仍然不高，因此可探索通過住房維修基金撬動相關設備研發，并優化政府采購和招投標機制，推動更多先進救援設備投入實際使用。

樊蕓在調研中還發現，近年來，上海“好房子”項目的得房率已提升至93%—94%，與此前部分豪宅項目得房率僅約67%形成鮮明對比。她認為，提高得房率既能為購房者帶來更高的實際居住面積，也有助于推動住房銷售，同時在城市更新中降低政府征收動遷成本，吸引央企等社會資本參與。

她指出，在房地產市場調整階段，推廣“好房子”與提振住房消費密切相關。為進一步促進“好房子”銷售，她建議在“十五五”期間逐步推動住房銷售取消公攤面積，讓購房者“花同樣的錢拿到更大的居住面積”；同時，在編制“十五五”規劃中，將物業管理行業改為物業服務行業，從頂層設計予以明確，并通過完善地鐵等公共交通配套，提高遠郊“好房子”的通達性和居住價值。